社会动员在中国的乡村工作实践中发挥巨大作用，是群众路线的实践表达。在乡村治理场景中，党的社会动员不仅是富含社会政治意义的组织过程，同时与价值导向紧密相连。从其有效性来看，社会动员是社会理性和社会参与的重构过程，关系到政党权威建构的具体实践。基于社会学制度主义视角，从规制性、规范性和认知性三个要素分析乡村振兴背景下中国的乡村社会动员机制，发现党在乡村社会的制度性安排和行动策略驱动着村庄治理主体的制度认知与行动偏好，汇集农民的利益表达，科层动员有效转为农民动员，增加了农民对党的认同感和对村庄公共事务的责任感，从而形成相互适应的制度化实践模式，促进党在乡村的社会化过程。

  动员是政治过程的必然属性。中国在领导革命、国家建设和治理过程中，突出的优势之一就是有强大而广泛的社会动员能力。“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冶的群众路线作为党的根本政治路线，深刻地影响了党的行为方式和工作方法。在长期乡村实践中，中国作为社会动员组织持续不断的发展壮大，形成了独特的群众动员技巧。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自上而下的政党权力与村庄内部的非正式规则相互作用，重塑乡村基层治理结构。党的二十大报告说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2023年颁布的《农民参与乡村建设指南（试行）》将组织农民参与作为实施乡村建设行动的重要举措，强调要“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群众参与乡村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冶，“全过程、全环节推动农民参与冶。中国的社会动员能力关系农民对党的事业的支持程度。如何进一步深化执政党与农民群众之间的联结，通过有效的乡村社会动员实现农民群众对党的纲领路线方针的有效参与和积极支持，是党和国家面临的新挑战。

  “社会动员冶在东西方有不一样的理论内涵。多伊奇首先使用“社会动员冶这一概念，描述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经济和心理的旧束缚的瓦解和人民渐渐适用于新方式的社会化和行为的过程冶，即现代化转型对个人思想和行为方式的深刻转变。亨廷顿将社会动员视为考量现代化与政治稳定关系的一个重要变量，认为“社会动员涉及个人、组织和社会渴求的变化，意味着人们在态度、价值观和期望等方面与传统社会分道扬镳，并向现代社会的人民看齐冶。而无论是现代化过程，还是社会整合过程，社会动员所期望达成的效果是人民价值观、态度和参与的变化符合动员主体的要求。如麦克亚当和蒂利提出，动员“是一群人由公共生活的消极参与者变成积极参与者的过程冶。可见，西方学者主要从社会转型的角度将社会动员视为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即宏观的社会结构变迁深刻影响微观的个人意识形态及行为模式的过程。

  在中国的政治社会语境中，“社会动员冶不同于西方国家与社会二分的理论范式，立足于国家与社会具有政治统一性的基础。林尚立提出，社会动员的本质是政治团体利用所拥有的政治资源，以经济、政治和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为目标而充分发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政治行动。吴忠民认为社会动员具有广泛参与性、兴奋性、目的性和秩序性，是党和政府为实现特定目标而鼓动、组织和引导社会成员热情参加的行动。由此可见，国内学者将社会动员视为国家治理的手段，党和政府运用某种策略和渠道对社会成员进行宣传、说服、激励和影响，促进动员客体在思想上对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等产生认同，并在行动上产生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以此来实现动员目标。

  中国的社会动员是群众路线的表达。党的主张由群众路线来抽象和进一步科学化，体现着政党对客观规律的准确把握，因此社会动员就是将党的主张变成地方发展的实际举措，变成人民政治参与的具体实际的要求。基于“政党治理冶的视角，党教育和引导群众参与国家政策以实现党在乡村基层的治理目标。自革命时期开始，中国便通过土地改革运动、合作化运动发动群众，获取充足的群众基础，完成革命以及阶级斗争任务。直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时期，党继续在社会领域全方位开展运动式治理，包括新农村建设、精准扶贫等，通过动员全社会的资源与力量实现多方聚合，以期达到不一样阶段的治理任务，不停地改进革新探索社会治理模式。从农民层面来看，当前不少脱贫村和软弱涣散村都会存在农民集体意识不强、集体行动能力较弱等问题。为了应对乡村治理的复杂性，近年来党在乡村治理实践中有意识地引入社会动员方式，但这不是简单的“群众动员冶革命传统的回归，而是基于乡村振兴背景对群众动员传统的再创造——社会动员深深嵌入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形态中，通过集中社会资源和组织动员鼓励与引导农村群众热情参加乡村振兴建设，在此基础上增强农民对党的认同感和对村庄公共事务的责任感。

  随着脱贫攻坚战取得伟大胜利，农村工作方式由集中作战调整为常态推进，运动式的治理模式逐渐走向常态化和制度化。制度化是组织或程序的运行模式稳定化过程，包括适应性、复杂性、自主性与内聚力等维度，其意义是某个特定的组织行为或组织架构被社会或组织环境中有关各方所广泛接受，因此具有合理性。现有研究对党的乡村社会动员的制度要素的分析大多数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权威分配。党通过科层动员机制重新配置村庄权力资源，同时基层组织建设、目标管理和激励考核机制的运用体现政党的制度能力。二是行为规范。各级党员干部、乡村精英和普通村民之间进入一种基于伦理、人情、关系的高密度互动状态，促使各主体参与并将各种规范内化到行动中。三是社会适应。党群互动过程中，个体情感上升为集体情感并塑造共同的价值理念，为制度化带来基于政党权威的认知基础。既有文献缺乏对中国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内在各种力量如何被组织起来的系统考察，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忽视了党在乡村进行社会动员的形成过程与运作机制，也难以对高度集中的科层动员如何有效转变为广泛的农民动员，形成制度化的乡村治理工作机制的问题提供系统解释，这是揭开社会动员效能与政党引领制度优势之间“黑箱冶的关键。本文试图借助社会学制度主义的视角，分析中国如何通过动员机制激活我国制度优势的潜能，进而实现村民有效参与和乡村治理制度化的显著提升。

  传统中国有两个互不干扰的治理秩序中心。一个是基于皇权的官制领域，以国家为权威中心，设计了一套自上而下的官僚系统整合社会秩序；另一个则是地方控制领域中的权威，由乡绅、士绅、族长或地方名流所掌握，承担着实际的管辖权力，具有实质意义。在这两种治理秩序之间，由于地方权威控制着具体事务，国家秩序并不可以真正触及地方管辖的具体事务，这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限制了中央权力进入地方基层治理。可以说，在得到地方权威象征性承认的基础上，国家从未谋求对地方秩序真正的、具有挑战性的管辖权。

  传统乡村秩序的崩溃来源于两个方面：一种原因是国家自身统治力量的削弱，另一方面是中国对传统乡村秩序的瓦解。“政党下乡冶阐释了20世纪中国向乡村延伸整合，动员塑造农民的政治意识、组织构筑农村政治社会的进程。随着王朝的覆灭，农民心中“君权神授冶“君君臣臣冶等封建帝制思想从根本上发生动摇，乡村社会权力结构中的皇权不复存在。国民政府时期的乡村政治经历了社会精英从保护型经纪人转换为赢利型经纪人的过程，反映了乡村政治国家权力内卷化发展规律。由于国家统治力量与乡村自治力量缺失，地痞恶棍充斥于乡村政权，维护农民权益的农民协会自然而然成为乡村政权的中心，中国获得构建乡村秩序的权力，在农民心中树立权威。1921年，中国的第一个纲领中就指出，“工人、农民、士兵和学生的地方组织中党员人数多时，可派他们到别的地方去工作冶。派遣党员干部到农村开展工作由此成为中国建党以来就采用的行动策略。1927年底，在总结红军攻占茶陵经验时指出，部队一定得执行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做群众工作三项任务。无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面对国民政府的封锁与“围剿”，还是抗日战争时期面对日本侵华势力的“扫荡冶，中国都采取开展经济建设运动的方式解决生存问题，动员工会和贫农团等群众团体加入经济战线上的运动中。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将农民纳入国家权力体系，彻底重塑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实现国家政权建设和乡村治理目标。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运用物质激励、宣传口号、情感激发、典型示范等方式，对乡村社会进行高度动员和有效治理。例如，中国通过“情感工作冶动员民众，在土改诉苦运动中获得成功。福建省各级党委组织了大批工作队到农村中去，深入群众，召开农民代表会议，举办农民积极分子短期训练班，通过“吐苦水冶“挖穷根冶“算剥削账冶以及讨论“谁养活谁冶等方式，让农民用自身经历进行自我教育，以提高其阶级觉悟。土改工作队在引导贫雇农诉苦时，必须“真心实意把自己当作受苦的群众，启发、诱导、讨论、拉家常冶淤，促使农民诉苦。土地改革的核心内容有消灭地主阶级、限制富农和重新分配土地等，土改过程中市场因素被压制，乡村的农产品难以运往农村社会以外的区域，而国有贸易无力全部解决农村地区的土产运销问题，不利于农民交换多余的农产品以及获取所需的生产资料。在此情形下，需要把农民群众组织起来，自己想办法运销交换土产，并换回农民所需要的物品。这是中国领导农民组织合作社以推销土产的办法。中央对土地改革后农村的工作任务作出指示，“对土改后的农村，应以提高农村生产和提升农民政治觉悟为中心任务去布置一切工作冶。在新中国尚未建立工业化基础和实现农业机械化生产的时代背景下，农业增产主要是依靠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与互助合作。因此，中国在农村的农业政策，绝大多数都是“组织动员群众冶实行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农村党组织的基本功能便是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发动群众和宣传教育。正是这种有组织、持续不断的宣传动员，党和国家的意志渗透到乡村社会并内化于农民心里，将亿万个分散的农民整合到阶级、政党和国家的整体体系中，以此来实现对党和国家的认同。

  斯考切波比较俄共与在农业集体化上的不同路径，认为俄共主要通过“命令式动员方式冶，即依靠城市特派员采取强制高压手段，因为农村干部人员不足，农村基层组织基础薄弱；则以“参与式动员方式冶发展集体化，运用说服、示范等手段并辅之以适度的压力，因为集体化进程中的领导人大部分源自当地或附近政治忠诚的农民或干部。可以说，农民是中国社会动员最主要的对象。中国几千年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造就了中国农民独特的参与逻辑。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农民群众并未形成统一利益的阶级意识，农村差序伦理所展示的更多是家族利益而非阶级利益。中国在农村社会进行的动员，第一步是要植入革命意识和阶级意识，并以此重组农民。党的社会动员便是政党自身意识形态构建和对农民群体意识形态引导的双重过程。

  家庭承包经营制和各项农村政策的推行，打破了我国农业生产长期停滞不前的局面，农业从自给半自给经济向较大规模的商品生产转化，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与此同时，农民逐渐有了自己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利益诉求，农民企业家、外出务工人员、乡贤等群体逐步在农村成长起来。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居于村庄核心领导地位的村级党组织在乡村社会面临治理困境。一是乡村权威力量分化。村级党组织和村委会存在权力结构矛盾，并且村庄内部也存在不同宗族派系，村民自治虚化。二是公共服务供给真空。农村税费改革促使基层党组织与村民集体事务和公共事务逐渐“悬浮冶，同时城镇化带来的村庄内部“空心化冶导致农村基层组织运作“虚置冶，村庄治理机制失灵。三是政府动而农民不动。中国通过强大的政治动员能力可以迅速动员科层系统，却很难将广大农民群众动员起来，乡村治理的“政党在场冶无不受到非正式、非官僚制的乡村秩序和规则的影响。乡村的“草根性冶决定了其存在一定的秩序自生力，传统的秩序整合手段往往难以被村民理解并认可，甚至产生排斥心理，阻碍政策实施。乡村社会治理的现实困境削弱了党的基层权威和治理效能。在这个现实背景下，如何动员群众、有效实现中国在农村基层的建设目标，是新时期党的乡村社会动员机制面临的挑战，也关系到党在农村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目标的实现。

  政党是不是真的深入社会基层不取决于它是否在基层建立了管治机构，而取决于它在扩张自身权力的同时是否建构了社会支持力量。只有当政党建设形成了这种新的社会身份，民众才会认同政党的权威，国家的贯彻能力才同群众的福祉联系在一起。因此，从价值角度来看，社会动员是社会理性和社会参与的重构过程，关系到政党权威塑造的具体实践，表现为民众对政治体系与政治秩序的认可、同意和服从。政党获得群众支持并使这种支持制度化的根本在于，其主张的价值理念能够最大限度地体现社会公义，并获得民众信任。

  行为与制度的关系是社会学制度主义研究的重要议题。社会学制度主义试图打破制度与文化的界限，认为制度不仅仅包括正式程序、规则、规范，还包括为人们的行动提供“意义框架冶的象征系统、道德模板和认知规定。提出，制度不是由具体的行为模式或社会关系构成的，而是利用符号和意义系统来连接环境与制度内的行为，是其成员的感知和认知的社会性建构。由此，乡村社会动员的有效性可以视为动员行为怎么样影响乡村社会治理制度化的过程。任何社会动员所蕴含的价值导向，都被社会不同利益群体置于价值和事实合法性平台上加以考量，并形成组织或程序运作模式稳定化的作用。

  社会学制度主义认为，制度包含三大基础构成要素。（1）规制性要素，包括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制度以及强制性标准等。它具有明示、预防和校正的推动作用，以及强制性、工具性等特点。（2）规范性要素，包括价值观和行为规范等。它能够将价值观灌输给共同体中的各个成员，进而将各种规范内化到各主体的行动中，具有规范性和适当性特点。（3）文化—认知要素，包括共同的信念、共同的符号系统和意义框架，通过被人们认可的认知模板、意义系统影响个体行为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进而影响组织活动的进行，通过共同的理解和认同获得广泛的认可，具有模仿性和正当性特征。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阐释新时代党的乡村社会动员机制的三重要素（见图1）。其中，规制性要素指的是以制度供给推动基层党建和村级组织体系再造，为村庄基层组织提供人力智力帮扶，弥补村庄薄弱的组织基础，实现村庄内部的制度整合。规范性要素指的是通过资源引入、组织示范、精英吸纳和服务链接的互动产生新的村庄秩序规范，并将各种规范内化和沉淀到各主体的行动中，激发共有意义。认知性要素是指通过动员促使乡村治理主体间形成基于价值理念、集体情感、身份认同、共同信念等的认知框架，在此基础上增强农民对党的认同感和对村庄公共事务的责任感，推动形成乡村治理的制度系统。

  在基于规制的动员模式中，行为体对规范的内化程度表现为拥有关于规则的共有知识。尽管动员主体期望动员客体扮演相应的角色，但后者并不接受这样的角色定位，或者说不承担特定角色赋予他们的责任和义务，也不认为接受这样的知识或规范对自身有意义和价值。因此在规制性要素中，农民对规范的服从是外力所致。

  新时代乡村的政治经济文化成就不仅来自中国加快速度进行发展的经济基础，更依赖于党和政府对广大乡村的制度机制供给，实现“国家逻辑冶与“乡村逻辑冶的动态平衡。作为一种“公开的规范体系冶，中国将常规化的官僚治理模式与运动式治理模式相结合，以行政主导实现高位推动，构建乡村治理的制度体系、政策体系和运行体系，将任务进行逐级分解与差异化落地，明确职责体系与激励体系，充分释放中国政党体制的政治势能并转化为乡村治理的治理效能。

  中国的性质及其肩负的领导国家政治和社会管理的职责决定了党在社会建设和治理中的及其重要的作用。中国不仅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更是引领中国发展进步的核心力量。因此，在社会治理创新中，一定要坚持党领导一切，发挥统筹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聚焦党组织实现基层乡村政治领导、经济发展、民生保障、法治提升等重要命题，对顶层的制度系统来进行全局性规划。正式制度具有普遍性特征，其面对的乡村治理情境具有多元性，即本土村民天然拥有地方性知识，如宗族、仪式、惯例等，影响国家政策落地。乡村作为国家政权治理的“神经末梢冶，政策的执行往往需要在行政权力的主导下层层下达。防止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出现“科层组织官僚化冶“执行效果层层递减冶难题，必须依赖各层级之间的合作。上级党组织针对乡村出现的新情况、新矛盾提出针对性政策与方案，并对下级党组织进行协调与监督；下级党组织对政策执行的问题、成效进行及时准确的反馈与总结，以便于上级党组织进行政策调整与改进。中国除了在制度指导层面发挥领导一切的核心作用，更是乡村整体性治理的具体实践者。乡村环境复杂、事务繁多，加上乡村复杂的人际与宗族关系，基层党组织的工作内容可以细化到乡村的每个角落，基层出现典型的“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冶的治理格局。党组织的在场依赖于乡村党群服务中心的建立，而政策的具体实施则更多依赖于党员政策宣传、入户走访、政务办理等行为。

  乡村各项政策举措制定与执行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不能离开“党领导一切冶的乡村制度供给体系。（1）政治参与层面上，基层党组织领导下的乡村民主政治实现从“为民做主冶到“由民做主冶的转变，搭建健全的基层民主组织议事平台。通过建立民主选举委员会、村民监督委员会、村务公开监督小组、村务理财小组，定期召开民主评议会、村民会议和村民小组会议，创新村民恳谈协商机制，由党组织与党员发挥引导作用，让村民参与基层管理并开展民主实践。村民能够最终靠平台“发声冶，就乡村的集体收入分红、基础设施完善、贫困指标分配、集体项目招标表达意见，平台通过协商模式整合不同主体的意见。（2）经济发展层面上，从根本上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重新组织分散化的农民，增加村民收入、提高村民生活水平。释放农村生产力的关键是基层党组织将乡村发展条件与村民需求来做匹配，开展社会化大生产，建立农民合作社，发展丰富且多元化的乡村产业。同时，实行“党员+村民冶的模式，发挥党员的示范带头作用，调动村民参与的积极性，以“党员包干群众冶为基础，成立产业高质量发展小分队。针对村民的保守思想，基层党组织通过制度兜底、物质补贴、统购统销等方式，降低村民参与生产的风险感知。（3）监督制约层面上，完善法律和法规体系，发展乡村法治文明，推动村民自治有法可依，对乡村制度运行加强监督与制约，持续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按照党内法律和法规严格约束党员行为、管理基层党员，防止基层党员凭借自身权力损害村民利益的情况，组建村务监督委员会对基层党员进行年度考核，防止权力滥用。

  同时，通过党的“驻村冶机制派驻干部进入乡村，引导多元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治理。干部驻村机制在优化基层党组织、打破行政壁垒和密切群众联系等方面起到非消极作用，充分体现了中国强大的政治组织力和社会动员力。驻村作为国家、地方与基层治理的新代理人，立足帮扶村资源条件与产业基础，探索乡村振兴的有效实现方式与路径，制定具有针对性的帮扶规划与帮扶措施，并引入资源与项目，推动所驻乡村的发展。驻村与村“两委冶相互配合，但职能各有侧重。驻村进入帮扶村后，与村干部互动频繁，组成新型村干部群体开展基层治理工作。其中，村“两委冶由于更熟知乡村情况，主要负责联系群众，在扶贫工作中居于主导地位，驻村则主要负责协调与带动村干部工作，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需要依赖村“两委冶，引入乡村发展资源，起到辅助作用。在引入资源的同时，党员干部、乡村精英与普通村民之间逐渐形成一种高密度互动状态。基于干部互动的视角，驻村与村“两委冶之间有合作、下派干部主导的妥协、村干部主导的妥协和对抗四种互动关系，而驻村所携带的资源、与村庄经济精英的关系以及派出机构的级别等要素会影响双方关系。党的正式权力通过一种“柔性干预冶方式下沉至乡村社会，确保国家意志能够在乡村得到自上而下的执行，有效弥补了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村庄领导力资源不足的问题。

  贫政治制度化能够有效吸纳各种社会力量、整合各方利益诉求，促进政治稳定。具体而言，它的运行机制是通过共同的期望和价值观将各种规范内化到参与者的行动中。在动员过程中形成的行为规范是根据人民的价值判断、需求好恶形成的，是社会成员应遵守的标准和原则。制度作为这种规范性的准则通过个体内化起到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中国与乡村社会的有效互动是实现乡村治理制度化的关键，通过资源引入、组织示范、精英吸纳和服务链接产生了新的村庄秩序规范，并将各种规范内化和沉淀到各主体的行动中，激发共有意义。

  税费改革和乡镇体制改革之后，乡村经济发展对国家财政转移支付与资源投入的依赖程度慢慢地提高。尽管各级政府向乡村投入大量资源，但资源供给依然存在不充足与不平衡的情况。农村资源短缺与市场调节机制作用不显著等问题，制约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乡村基础设施匮乏与资源急迫需求之间的矛盾导致内生发展动力不足，直接影响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程度以及村民获得感的提升。

  产业是实现乡村增产增收的直接手段，村民只有通过个人的劳动创造财富，才能产生非常明显的利益获得感，从而激发上进心与创新动力，推动乡村可持续发展。然而，我国农村的经营体制呈现出自给自足、分散经营、抵抗自然和市场风险能力弱等特点，导致生产效率不高等问题。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追求规模经济效益一度成为农业发展的重心，随之而来的是借助项目发包的官员们追求自身晋升的逐利激励和乡镇企业化推动农业发展，造成村庄社区公共服务效果不佳等后果。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大量资金投入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一些地区通过提高村庄产业的特色性、专业性、组织化等方式，吸引更多村民加入基层党组织领办的产业项目中，缓解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困境。为提升产业的特色性，当地乡镇党委和村级党组织对村庄的地理位置、地形、土地、产业基础、发展历史、市场占有率、劳动力配置等进行细致分析，并制定种植业、养殖业、手工业和旅游业等相关规划，实现“一村一品冶。尤其是当下电商入乡拓宽了乡村市场，一些地区形成的“电商+特色产业冶发展模式为乡村发展提供了出路。提高产业的专业性主要是引入产业高质量发展所需技术，地方干部邀请农学专家到田间与村民进行“一对一冶的专门指导，解答村民生产方面的疑惑。在组织化方面，村级党组织通过提供组织化平台，建立“党建+企业+农户冶“党建+合作社+农户冶等新型生产模式，为村民提供统一管理、统一培训，为农户购买保险、提供农药化肥与统购统销服务，将农村与社会资源结合起来。对于个体农户而言，入合作社不仅能提高市场谈判地位，提升农产品市场竞争力，还能够最终靠交易额返还和股份分红较多地分享合作社的经营利润。同时，合作社还为社员提供服务，如以合作社名义申请种子、合作社购买的农机具与建造的公共设施社员可以免费使用，对社员收取低于市场价的农产品服务费等，降低村民参与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风险。

  新时代中国的组织动员主要是为实现国家经济建设目标，但是仍然沿袭通过强化“政党在场冶的方式实现对乡村的动员。动员促使各相关群体参与到乡村振兴建设中来。乡村政治中存在治理消解行政的现象，即国家政策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并非完全按照科层制的逻辑自上而下严格执行，而是会受到基层治理机制的影响。村干部既受镇政府领导，承担治理责任，又是本地区的利益关联者，是熟人社会中的成员，出于人情因素的考虑，他们倾向于为本地本宗族的村民争取利益，从而维持自己的权威。这种选择性执行有赖于基层干部自身的政策执行能力和地方资源，他们更愿意执行那些可以被度量的、执行效果可见的、十分重要且执行较方便的政策，导致政策执行偏差。为了确认和保证国家战略“最后一公里冶的政策执行效果，创新行政组织运作，基层党组织着重发挥组织示范优势，吸纳多元治理主体，有效动员农民参与国家战略。

  一是思想动员，构建组织动员合法性基础。在实践中，村级党组织积极宣传营造动员氛围，提出“人人出力，户户参与，共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冶“建设新乡村，共奔富裕路冶等简单易懂且斗志昂扬的宣传标语，并张贴在乡村道路两侧以及党群服务中心，以十分清晰明了的语言引导并鼓励群众参与到乡村振兴建设中，增强群众的信心与决心。党员干部入户走访进行政策宣传和讲解，驻村到村民家中、田地与村民拉家常，近距离地帮助群众进一步探索党和国家关于农村工作的政策，尤其是与村民利益紧密关联的具体举措，做通群众思想工作。同时，定期举办群众会和村务会，搭建党员干部与村民之间平等交流的平台，将村民组织起来开展技能培训，树立正确的发展理念，激发农户内生动力。

  二是行政动员，搭建农民参与平台。例如，云南省西盟县在村民小组中成立“脱贫工作委员会冶，由村“两委冶和村民小组党支部组织召开村民大会，推荐选举产生生产、生活、宣传和治安等委员，为解决村“两委冶人手少、事务多、工作开展困难等问题找到了途径，基层党组织建设得到加强。具体而言，农户数量为100户以下的村民小组设委员5名；户数为100户以上的村民小组设委员7名。“脱贫工作委员会冶覆盖全县所有村民小组，修改和完善村规民约，用“正激励冶和“负激励冶全面激发群众内生动力。由村党支部书记牵头，村务监督委员会实时监督，“脱贫工作委员会冶具体实施，对积极遵守村规民约和在乡村振兴中做出表率和贡献的村民，在村民代表大会上通报表扬和张榜公示，并给予物质奖励；对部分农户依赖思想严重，不参加公共事务、不按要求参与脱贫和发展产业等行为，视情节严重程度和造成的影响，在村民代表大会上通报批评和张榜公示，并给予经济处罚。

  三是示范动员，激发农民参与动力。当前，许多村庄通过“立典型冶的方式，树立乡村模范与榜样，扩散到整个乡村，实现“由点及面冶示范动员。模范代表最重要的包含三类主体。第一类是驻村。下派干部联动企业等多元主体打造乡村发展综合体，让村民和村干部感受到创业致富的热情与信心，增强党群联系。第二类是村干部与党员。对于村民而言，村干部与党员都在村里土生土长，其家庭收入、生活模式与自己并无太大区别。当村民看到村干部与党员在新兴起的产业发展中改善家庭经济条件时，其受到的鼓舞与激励更大。第三类是农业大户。农业大户拥有丰富的作物生产经验以及更为专业的知识，生产规模较大，且具有敢为人先的创业精神。基层党组织引导村民土地流转，扩大农业大户的生产规模，帮助农业大户置办发展生产所需的条件与要素，同时鼓励村民加入农业大户的生产来增加收入或是投资入股获得分红等。

  乡村精英与普通村民之间的差别大多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乡村精英所占有的经济资源、政治资源、文化资源和社会资源比普通村民多，且这些资源对于乡村发展与基层治理十分必要且有效；二是乡村精英具有一定社会权威，往往有较为坚实的群众基础，影响着乡村发展趋势，对乡村治理结构的完善十分重要。基层党组织吸纳乡村精英主要是指产业带头人、新乡贤等主体能够与村干部、驻村干部基于信任开展合作，热情参加乡村公共事务。例如，一些村庄通过吸收新党员等方式，吸引有技能、热心村庄公共事务的人才参与村庄治理。吸纳乡村精英参与村庄治理，建立乡村精英参与的规范化制度，还包括建立政治精英参与乡村民主竞选的规范化流程，鼓励经济精英积极开展资源引入、组织动员与技能培训示范活动，并形成常态化机制，建立一套规范化、长效化的乡村精英人才体系，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正常的情况下，组织化的参与方式往往能轻松的获得更多个体的支持与回应。这些组织包括以处理公共事务为核心的新乡贤组织，如各类理事会、参事会、评议会、工作室等，按照分工组建相应的小组与委员会，赋予其身份开展相关的活动，再搭建信息联络平台以方便交流。另外一类是以服务村民为核心的公益性社会组织，吸引热衷于公共事务的乡村社会精英，例如乡村中的红白理事会、妇女协会、互助小组、技能培训小组等。这种吸纳方式既为乡村精英提供了活动平台，有利于动员乡村精英参与村庄公共事务决策，又为村民提供了切实服务。

  中国的群众路线不仅重视组织群众，也强调服务群众。以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为契机，村级党组织大力推进道路硬化、村庄绿化、庭院美化、街道亮化等工作，进行危房改造并种植绿化林，完善交通水利、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同时，在党员中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冶“党员一句话承诺冶等系列活动，如村党支部邀请县医疗团队为村民义诊、党员帮助失能老人秋收、在农忙时帮助村民收核桃玉米、清扫村篮球场和广场、到村民家中修水管、在日间照料中心照顾老人、去村集体食堂帮老人打饭等。党员为村民提供服务是党群互动中最深入与密切的一种形式。正是由于党员在日常生活中不求回报地为村民服务，为村民生活提供了诸多便利，并且这种服务具有私人性特征，更容易让村民感受到党对农民的重视及其带来的温暖，认识到党员的奉献精神和道德品质，提升村民的满意度。

  政治过程是与政策或国家意志表达相关的过程，往往表现为日常社会意志的表达和整合、国家意志与政策的形成等，其运作的重点是获得社会的支持和信任。文化—认知性要素位于制度的最深层次，包括共同的信念和共同行动逻辑，通过共同的信念和理解获得广泛认可。因此，在基于合法性的内化模式中，动员客体对规范的遵循源自对规范的认同。文化理论视角不仅将文化视为主观的信念，还将文化视为一种客观的、外在于个体行动者的符号系统。这种符号性功能对社会秩序构建至关重要，不仅作为一种社会结构系统制约行为主体，更是作为象征意义系统发挥作用。这种文化建构的意义模式所调动的情感则形成主体行为的动机。党的乡村社会动员促使村庄治理不同主体间形成了基于价值理念、集体情感、身份认同、共同信念等的认知框架，在此基础上增强了农民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对村庄公共事务的责任感，为村庄治理效能的长效机制构建提供了治理权威基础。

  以情感为本位的中国传统社会尤其重视伦理、人情、关系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但情感治理通常被视为与规则、制度等理性治理相背离的方式而被边缘化。乡村治理的情感出场，推动着现代化乡村领导力与公共空间的生成，实现将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关注点由理性治理要素转移到党融入乡村中的情感治理要素，不断的提高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整合程度以及秩序供给能力。

  认知性要素的构建最重要的包含三条路径。首先是情感生成，意识形态、组织形式、符号体系、政治仪式等特定的政治信号直接或间接激发群众行动的力量、营造政治氛围，将群众的认同情感放大以巩固执政基础。这是党的形象呈现和氛围营造，涉及包括国家权威体系、社会公平机制以及群体凝聚方式等在内的与社会结构性稳定相关的意识形态的传递。例如，在乡村党组织治理实践中，各村建有作为便民利民服务点的“党群服务中心冶，以及在会议室、活动室、联络点张贴的与党员的权利、义务、入党誓词、领导人语录相关的宣传栏，“四议两公开冶“三会一课冶“文明实践站冶“五化建设冶“组织生活会冶等制度章程宣传海报，有关乡村振兴和“五年计划冶“六化改造冶等国家或地方的方针政策、战略目标、制度安排的公告栏。乡村基层党组织以具象化方式来进行标识感召，使其从乡村治理“幕后冶转入“台前冶，实现党的“在场冶。通过构建物理空间的符号、政治内化的标志等富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党建元素，潜移默化地对村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促使村民将附着在政治符号上的观念内化于心，从而在心理和思维上产生回应性认知。

  其次是情感作用，这是村民情感向参与意愿转变的行为预测阶段，其核心是提升村民主体性意识，实现村民公共参与动力内化。与规范化的图像、文字的潜意识影响不同，伴随情绪表达的双向互动产生的情感具有可塑性与强稳定性。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持续深入，国家下派干部、乡村自治主体与村民的互动频率持续不断的增加，这种互动包括了增加村民收入、提升公共参与和改善乡风文明等在内的乡村活动。村民以直接的情感评价回应村级党组织在行为互动中的利益分配、凝聚方式的合理性，依据自己满意度反馈给村级党组织。一方面，村民在动员中不断深化公共参与的自我关联性，从而进行村民个体主体角色、主体责任的主动定位，在参与抉择时进行情感衡量；另一方面，村民在互动中感知到被关怀和重视，从而获得情感的满足，并对党的行为做出积极的主观评价。在主体关联与情感满足的双重驱动下，村民进入乡村治理情境，参与乡村发展与治理的意愿逐渐增强，情感也成为乡村利益网络的加固器。

  最后是情感外溢，这是情感由“私域冶到“公域冶延展的过程，也是村民的参与意识转为实际参与行为并形成集体认同的运行过程。参与村庄集体活动后，村民会对治理主体和国家政策产生情感倾向与心理认同，在理解与认同中自觉以该政治权力的要求规范自身行为。可见，一个政党的价值观念存在于其政治理想、指导理念、奋斗目标和政策制度安排中，价值精神逐渐迁移至个体身上形成一种感召力，推动村民思维模式和心理定式与党组织渐趋一致。村民会对党在国家发展与村庄发展的实绩进行“回顾性评价冶和当下总结，形成独立的判断。不仅如此，党员在以各种符号标志作为媒介进行意识形态迁移、执行各项具体政策时，无一不在传递党的价值理念，并希望获得村民对党的行为的支持。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个体情感上升为集体情感，构建出村民一致性行动和公共利益的价值基础。

  乡村治理具有天然的群众性，村级党组织动员群众参与和回应群众需求体现了治理主体与群众之间的互动倾向。乡村治理实践以群众政治认同的形式激活了乡村治理的凝聚力，影响乡村治理成效。乡村治理主体与对象之间的由“小事冶得“民心冶的良性循环体现了基层政权建设与基层社会发育一起发展的趋势。随着基层治理的不断丰富与完善，基层党组织逐渐向“服务型党建冶“开放式党建冶“参与型党建冶转变，根据村民的发展需求慢慢地加强基层党组织服务群众的意识，以确保党组织能够走群众路线，从群众利益出发发动群众干实事。

  由此，中国的社会动员形成了三种明显的运行逻辑：一是权力嵌入逻辑，规制性和规范性要素驱动着村庄治理主体的制度认知与行动偏好；二是利益建构逻辑，党的制度性安排和行动策略汇集农民的利益表达，科层动员有效转为农民动员；三是价值认同逻辑，村庄治理主体间的互动产生政党信任和社会认同，从而形成相互适应的制度化实践模式。从党在乡村治理中的社会动员机制来看，动员实践起于利益、重于参与、终于价值。在现代化进程中，一个政治体系的安定取决于其政党的力量。一个强大的政党要获取群众的支持，并且有能力使这种支持制度化，其根本就在于其所主张的价值理念和实际采取的行动能够最大限度地体现社会公义，并获得群众的信任和服从。而价值和理念需要有完善的制度体系来承载，并且以有效的方式变为具体行动，从而引导社会参与。因此，政党所倡导的理念和制定的政策，就成为引导社会的旗帜。可见，理性利益权衡与柔性情感往往能够共同催生村民参与行为，激发其对党的回应，从而构建基层党组织领导下的村庄多元共治新格局。党融入乡土性社会关系，通过制度性因素和价值性因素引导乡村社会秩序，以“人民至上冶为导向将治理触角延伸到新拓展的社会空间，联结个体农民与政党之间的情感体验，改善村庄党群关系。这样的一个过程塑造了党在乡村社会的治理权威，体现了政党的社会化过程，从而衍生出乡村社会动员的巨大能量。